在大阪的寒冷冬季，阴潮的湿气如同浸透水的毛巾，将这间衰败的养老院笼罩。在这十平方米的单人房中，我已经度过了六个年头。护理人员每天只是偶尔来两次，绝大部分时间，只有制氧机“嘶嘶”的声音作伴。我名叫伊藤正一，现年九十四岁。在外人眼中，我不过是一个孤独的老者，享受长寿却承受着失去亲人的苦楚。我的疾病记录显示出多脏器衰竭，医生告诉我活不到这个春天。听闻此讯我没有感到恐惧，反倒感到一种久违的解脱，因为只有我明白，这并非命运的捉弄，而是迟来的报应。

在我的床边，锁着一本已经泛黄的日记，里面没有记录我年轻时的成就，亦没有我的孤寂晚年，只是一串串数字，共计二十二个。每一个数字，代表着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，我和战友联手结束生命的二十二名中国女性。那一年，我才刚满十八岁，是北海道农村里一个连字都不识的农家子弟。被强制入伍时，母亲在车站泪流满面，将一个平安符塞给我，恳求我一定活着回来。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帝国的光辉谎言，以为自己即将实现伟大的事业。

然而，当我们踏上中国这片土地，当战争的冷酷毫无保留地摧毁理智时，我体内的怯懦迅速变成了无底线的兽性。我无法忘记十二月的南京，确切说，是南京郊外一个小村庄。那日漫天飞舞着冻雨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、泥土与尸体的刺鼻气味。我们的队伍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，已成彻底失去理智的兽群。没有纪律，也无长官的约束，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“三天放假”。

我们从地窖、草堆和夹墙中找到那二十二名女人。她们中最大的四十多岁，最小的约有十四五岁，和我留在北海道的妹妹一般年纪。起初，我躲在队伍后，握武器的手颤抖得连机枪都无法打开。我目睹小队长像杀鸡一样斩下一个试图反抗的老者的头，随后他大笑着将一名年轻女子拖入半毁的祠堂。听到她的惨叫声，我心里翻涌难受，趴在泥地上呕吐。

“伊藤，你这个懦夫！你可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还是个无用的废物！”军曹一脚踢在我肋骨上，逼我站起来，推进那个如地狱般的院子。第一天我被迫参与。到第二天，我能麻木地在一旁抽烟。第三天，为了掩饰自己的畏惧，我甚至比战友们更加残忍。人一旦跨越了底线，堕落之迅速令人震惊。当你掌握生死权衡，肆意践踏同类的尊严而不必付出代价，心中的恶魔终将接管。

那二十二名女性在三天内经历了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暴行。我们把她们当作发泄恐惧与无理欲望的工具，作为证明“武勇”的战利品。她们的尖叫由刺耳变得嘶哑，最后微弱至无声。我脑中最清晰、亦最折磨我一生的画面，是第二十二个女人。她是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，在村外一处干涸沟里被捕获。被拖回院子时，她因剧烈反抗羊水已破。

小队长觉得不吉利，咒骂着走开，而两个战友却打算将其“玩弄”。动手时，那位女性未像他人般尖叫求饶，她死死咬着嘴唇，鲜血滴落。她的目光充满仇恨与不甘，直视着我。“伊藤，快用你的刺刀！”战友们起哄。我完全麻木，脑中浑乱，提枪走近，闭眼将刺刀刺下。她没有悲鸣，只发出凄厉的冷笑，临终前用尽最后力气朝我吐血，断断续续说道一句我听不懂的中文。后来懂中文的翻译笑称，她是疯子，临死前的话是：“你必定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。”

当时我与战友欢笑，将其视作弱者的无能之怒。没人知道，这句话成了我一生沉重的枷锁。日本战败后，我被遣返回国，脱掉沾满血污的军装回归平民生活，回到北海道，仿佛一切未曾发生，成家立业，妻子温顺，几年后她为我生下一个儿子，并又有一对双胞胎女儿。看着孩子们在院中嬉闹，我偶尔觉得那场战争是无聊的噩梦。努力做个好丈夫及好父亲，我拼命工作，家庭和睦。我去寺庙参拜，向功德箱捐钱，企图向神明证明自己已是好人。然而，报应毫不理会伪装的完美和贖罪的尝试，它像埋藏暗处、伺机而动的炸弹，最终发作。

我的大儿子健一开始则是我的不幸。“他是个优秀的孩子，考上了东京大学，毕业后在一家大企业工作。”结婚那年，我站在礼堂，望着他挽着美丽新娘，心中油然生出无名的虚荣。我感觉自己已完全摆脱血腥的过去。